钟表厂蹲点
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其后的几年，**中央不断地提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决策。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1964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通讯，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
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提纲，提纲提出的初步设想的方针任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至翌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时，三届全国人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决策。
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有效成果，市场状况日趋好转，我们两个衣食无忧。新婚后、特别是局里分给我们房子之后，我们两个开始了真正的“蜜月”生活。对于社会上渐渐绷紧的阶级斗争，全然没有感觉；反右派斗争中受到的留团查看处分的阴影，早已被爱情的炽热火焰蒸发殆尽。
成家立业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只有两个铁床，一个“立柜”的家徒四壁立的居室稍微充实一点。首先用手中的余钱买了一个四条腿的小饭桌，两个小竹凳，解决了吃饭的平台。之后，又买了一个两屉迎门柜（丰岷和云桦买的是三屉迎门柜）。买了一个鞍山钟表厂生产的铁皮、背铃闹表；去沈阳省统计局汇报月度工业生产情况，往往需要闹表在清晨提早闹一闹。
比较长远一点的规划，就是在一、二年之内买一台收音机，买一块手表。当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全部可支配收入）99元；这是我们制定“长远规划”的财政基础。手表是给我买的；她在结婚之前，母亲把她的工资逐月积攒，跑到海城买了一块上海牌高价表。一次我带着她的上海牌手表用锁头往办公桌上钉钉子，手表停摆了。不得不送到修表店去修理。
没有过半年，买了一台上海产（小）美多牌电子管收音机，栗子色、塑料壳，60元钱。这样，迎门柜上已经摆放了两件（闹表、收音机）“固定资产”。
结婚之后，征得她的同意，每个月向黑龙江我的父母邮寄10元钱。给父母寄钱，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
经过一年多的积累，终于有了可以买一块价格不太高的手表了。瑞士进口手表价格较高，买不起；国产上海表，有了停摆的经验，又不想买。于是，看中了苏联产的航空牌半钢手表，105元，样式和质量还是不错的。
另一件比较大一点的物件，那就是柳条包。我们局去沈阳观看全省报表多乱展览的时候，在展览会场附近的日杂商店，在周淑琴等几个女同胞参谋下，我们两个买了一个大号柳条包。塞到铁床底下，换季的衣服（虽然屈指可数的几件）总算有一个贮藏器。
我们两个的这点家当，直到1969年末插队落户到农村，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动。
节衣缩食，并没有让我们过那种苦行僧式的日子。由于我们一年中平均每天差不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机关食堂吃饭；凭证供应的细粮、豆油足够我们两个日常消费。一个礼拜买5毛钱的猪肉包一次饺子；下班在路上买点商店流动推车上的茄子、黄瓜、菠菜、疙瘩白（甘蓝）、萝卜、白菜也就足矣；3、4毛钱的小杂鱼（黄花、鲳鱼、油扣、……）和豆饼豆腐（加工粗糙，现在叫脱脂豆腐），当然是补充蛋白质的很好来源。我每个月去省里汇报，总是要在太原街鱼菜市场买点吃的东西，记忆中最牢固的当是沈阳的豆瓣酱，那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已经几十年没有吃到沈阳的豆瓣酱了。
我们两个很少（也可以说是极少）下饭馆。一次，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路过铁东圈楼对过的饭馆集中的那条小街，老正兴橱窗上新张贴一张白纸墨笔写的“新添爆肚（du）”，我的那位看了看，嘴里叨咕着，“新添抱肚（du）”我（开玩笑）毫不客气地纠正了她的“du”，说，那是“猪肚（du）子！”我们两个一直笑到电影院。
副食品供应从1964年之后，日渐丰盛，价格也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从小就没有体验过电视剧里描绘的大城市花天酒地的生活。能够用自己的工资消费农村无法享受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