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之言，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到了前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这一点，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因为他的思想，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甚至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后汉建国，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班固的《白虎通义》便一一解释。
当然，不止如此，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自汉以来，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前汉甚至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甚至于，太平道起事时，向栩提出“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当然，这个提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
但身为名士的向栩，如此信奉儒家经典《孝经》，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以平乱。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
如此说起来，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儒教”了，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
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这就是改天命。
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因为他反对，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
是时，前汉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到了东汉，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从而夺位。
当然，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自光武刘秀以来，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所以将东汉中后期，大力展外戚、宦官势力，使得他们交替专权，与儒学士大夫抗衡。
不过，这种天命说，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时代在变，局势在变，当中国内部，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新的思想随之诞生，
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从此，自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这才有后来，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士大夫眼中，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至于为何维护统治，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毕竟，自宋明以后，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而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
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原因自然很多，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为了成为豪门，为自己谋私而已。
在宋，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但是官场贪污受贿，个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