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旭东不吭声了。看来还是没心没肺好，天不怕地不怕。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那天陪吴总租房的经历，其实大部分都很好解释：卫生间里灯光太暗；地板太滑；弯腰低头修拉链太久，头晕眼花犯恶心；风吹窗帘呼啦啦地响；出来后，风把门关上了，等等，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
但有一点没法说服自己：既然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怎么会无端端感到心悸呢。真的，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
第二天，蒯新民打头，4个大男人结伙把凶宅里的货物家私搬了出来，一部分放在牛顿厂的货仓里，一部分堆在我住处的晒台上。
蒯新民确实胆大，楼上楼下进进出出，根本不在乎。据程旭东说，蒯新民打小就敢在坟地玩。
我问程旭东：“你跟老蒯一个村的，为嘛你这么胆小？”
程旭东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每个人的‘火焰’不一样，有人火焰高，有人火焰低，老蒯属于火焰高的，我属于火焰低的。”
我暗忖，难道自己也属于火焰低的？
吴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押金怎么办，能要回来吗？
应该说有希望，没把握。
如果郑所出面，希望很大；蒯新民出面，也有希望。但吴总考虑后，自认倒霉，放弃了要回押金的企图。他跟我解释，郑所是公职人员，卷入到这种民事纠纷中不合适，何况他肯不肯出面还是个问题；蒯新民够狠，但这件事情很难说清对错，让他耍横也不妥当。
不得不说，他考虑问题很全面。
吴总说：“吃点亏算了，下回注意就是了，做生意哪有不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