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来了
我和姐姐把猫埋葬了的第二天早晨，西街又传来消息：苏联红军要来了。
家家刚刚起来烧火做饭，闾长就挨家挨户通知，“吃完早饭之后，每家出一个人，去迎接苏联红军。”“上哪去接呀？”“到精米所东边的火车道上。”
早饭后，人们习惯地集聚在电线杆子底下，议论着，“这几天怎么一趟火车也没见着啊？”“东安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怎么跑的？”“真快呀！没曾想，老毛子来的这么快。”
西街的人们举着红旗走了过来。闾长喊道，“咱们都跟上，一起走！”东街的人们跟在西街人群之后呼呼啦啦地向南街奔铁路走去。
奶奶看着南去的人群，脸上露出笑容，“老毛子来了，就放心了，飞机不会再轰炸、扫射了。”妈妈：“日本人能跑光吗？”“谁知道呢。大木太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个女人家，大木上了前线，她孤身一人，也够难的了。”
奶奶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说道，“几点了？”姐姐：“钟停了。”“去高警佐家看看几点了？”我跑到高警佐家，高太太说，“西山墙的窟窿还没堵上呢，钟也没上劲儿。”回来后，奶奶对姐姐说，“你就把钟拨到八点四十吧！我估摸差不了几分钟……”
奶奶的话音没落，从东南方向铁路那边传来两声爆炸。接着是密集的冲锋枪射击声。几分钟之后，枪声停止。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射击声吓得不知所措。本来已经轻松一点儿的心，又都提到了嗓子眼。东头魏皮匠的老婆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嗷嗷号了起来，“我的天呀！这下子可完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呢！瞎号啥！”
奶奶：“老毛子不能对咱老百姓开枪吧？”“那能是打谁呢？”全家人处于新的恐惧之中。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家门口，翘首向东南火车道方向张望。每个人都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过了不到不到十几分钟。只见冯常有气喘吁吁地从道南菜地的小毛道上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的这种表情，真的把大家吓坏了。冯常有看到大家急切、惶恐的样子，喘了一口粗气，总算说出了俩字儿：“没事儿……”摆了摆手。
等他稍微平静下来，人们迫不及待地问道，“到底是咋回事？快说说！”冯常有：“是老毛子打日本鬼子。去的人怕家里人着急，特为让我回来送信。”大家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掉了回去。
又过了二十几分钟，去迎接苏联红军的大人们三三两两走了回来。有些人趴在地下粘在身上的泥土还没有在来得及从胸前弄掉。
闾长在大街上高喊，“各家各户注意啦！在屋里没出来的，统统出来！在自己家门口站好，等着欢迎苏联红军。”
不一会儿，从东头过来六、七个苏联军人。他们穿着破旧的草绿色列宁式军服，歪戴着船型帽，斜挎着“转盘枪”。一个翻译跟在他们身旁。这几个人表现得十分热情，十分友好。他们挨家挨户和每一个人都要握手。
苏联军人走的挺慢，等了老半天才来到我家门前。一个军官模样的苏联军人走在几个人的前面，举着双手，一只手里拿着一张蒋介石的相片，一只手竖着大拇指，到我们面前，说了一句俄罗斯语调的中俄混合话，“蒋委员长乌拉！上高！哈拉少！”他把蒋介石的相片装到上衣兜里，走到我的跟前，向我伸出长满浅黄色绒毛的大手，把我吓得猫到妈妈的身后；他的手背上的绒毛像毡子一样，不是一根一根的长着，而是一块一块地粘在手背上；我害怕他手上的黄毛粘到我的手上掉不下来，我一直不敢和他握手。
“得拉斯基！”奶奶倒是熟练地说了一句“俄语”，笑着跟每一个苏联军人热情地握了手。显然，苏联军人十分兴奋，笑着和奶奶说了些什么，奶奶也高兴地回应了几句。
姐姐和我都好奇地看着奶奶。姐姐问，“奶奶！你说的什么话？”“俄国话呀，你好的意思。”“奶奶还会说俄国话？”妈妈：“在伙的时候，跟老毛子做买卖，家里人都会说几句老毛子的眼目前的话。”妈妈是指我家在杨木岗开烧锅的时候，经常与俄国商人来往，时间长了，都会说几句俄语。
“奶奶！奶奶！快教我说几句。”我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缠着奶奶，让她教我说俄语。奶奶：“听着！‘有’是‘耶斯’，‘没有’是‘捏度’，‘拔脚木’是‘走’，‘少巴卡’是‘狗’，……”我如获至宝，反复默念着，准备哪天碰上老毛子，好跟他们嘟噜几句。念初中的时候，同学们跟俄文老师说了一大堆“八一五”时说的俄语，俄文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老师说，你们说的俄语苏联人听不懂，也只有在“八一五”那个特定的时候能用。确实，这些“俄语”在“八一五”时，真的是我们与苏联红军交流的得力工具。
苏联红军路过福成油坊，向西街走去。老田家小锁子跑来找我。他说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到老曹家去听老曹家大小子讲在火车道上老毛子打日本鬼子的情况。
我俩到了老曹家的时候，他家葫芦架下已经有四、五个孩子在听老曹家大小子讲述当时的情景。老曹家大小子比比划划地说，“……老毛子两个战士一个人捡一个手榴弹，扔了回去……”“哎！哎！等一会儿！慢点讲！”我急忙打断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