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鞍山市统计志》记载，从949年到我离开统计局之前的987年，全局共计编写统计分析报告260篇，其中我所呆过的工业科、综合科共计编写了97篇。97年我从财政局回到统计局之后，我所在的综合科写了79篇，大概有/4左右是我写的。
统计分析报告与我的关系，可以做如下分组：一是亲自编写；二是审查修改；三是审批签发。编写统计分析报告是我回到统计局之后的基本业务，把它留到本章最后去写。
我去平山学大寨工作队回局之后，局里把审核修改各个专业科的统计分析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局长当中分管统计分析报告的是谭局长；各科写的报告，首先由本科科长审查修改，然后交给谭局长审核修改、签发。很显然，审核修改统计分析报告的工作交给一个一般工作人员（不是科长，不是党员）去做，是不符合常规、难以服众，更是没有人愿意（敢于）接受。局长跟我说了，我也做了，大家也真的把写完了的报告主动送到我这里来了。甚至，凡是我修改过的报告，谭局长只管签发，不再审。有三件事记忆犹新。
一天，工业科大呼小叫，好像是在争论什么事情。恰恰我路过工业科门口，听到了孙晓路科长说，“简直成了二局长了！”嗣后，铁城告诉我，他们科写的报告，科长直接送给谭局长，让谭局长给退了回来，对送报告的人说，“告诉你们的孙科长！怎么的！局里的决定不好使？”孙科长不服，说了一大堆针对我的牢骚话。之后，他们科的报告还是不得不直接送到我这里。
财贸科的金文海副科长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为人厚道，办事认真，心思细针密缕，真可谓是把一丝不苟追求到针鼻里的人。
我们局各科的标牌都是我用红色铅油写在玻璃板上的。我写的“财贸科”三个字的“贸”字上半部的卯字左扇门少了一“点”。谁也没有发现。过了半年多，一天，金文海突然问我，“你的门牌是怎么写的？”
我：“拿毛笔蘸着红色油漆写的呀。”
金文海：“不是问你怎么写的。是问你，我们财贸科怎么就缺一点？”
我：“怎么缺一点？什么地方？”
“你自己！那个贸字，是不是少一点？”金文海和我一起来到他们办公室门前。
我：“我一直这么写呀。”
金文海：“错了！”
第二天，我又在他们科的标牌的贸字左扇门添上一点。我心想，金文海真的够细心的了。
他给我送来一份他写的专题分析报告。了以后，我给他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二天他把改后的报告重新抄写一份又送过来，我又提出修改意见。就这样，三番五次的往返改了又改、抄了又抄，不知道多少次。金文海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示，每一次都毫无怨言的虚心接受意见。报告印发之后，金文海把改过的、多次重写的稿纸给我，笑着说道，“你！一本稿纸都让我写完了。”逗得在场的几个人忍不住捧腹大笑；从在场的人的表情观察，我敢肯定，大家的笑声绝没有恶意。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金文海那样，不愿意修改报告的人也是存在的。一天，基建科的振邦送来一份只有两页稿纸的月份基建进度分析报告。了之后，我提出修改意见。他当天下午把报告送了回来，并没有按着我的意见加以修改。我让他拿回去，再改。结果，又把原稿送了回来。我想，可能是我的意见不够具体，我又给他列出编写报告的详细提纲，比较详细地提出要修改的内容。最后，勉强按我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报告，仍然和他开始时送来的报告没有太大区别。考虑到这只是一份反映月份基建进度的材料，我也不再要求他重写，只好把原稿交给谭局长了事。当然，这种现象是极个别的情况。
在之前审核修改统计分析报告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做到完美无缺、万无一失。一次，市委一位记了我们的一份统计分析报告，给谭局长打来电话，问他报告里的数字怎么搞的，不懂。谭局长脾气大，火冒三丈，撂下电话，拿着那份报告，气势汹汹，进了我们综合科的办公室，把报告摔到我的桌子上，吼了一声，“！怎么搞的！一天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责任心！”
这份报告是我们综合科写的。说句实话，审核每一份报告，我都是把报告上的数字了又，核了又核，如履薄冰，惟恐出现差错。我让曾毅把报告原稿找来，了一下，原稿上的数字没有差错。原来是印刷厂那边排版有误，我们校对时没有发现。
我们科开会，做了自我批评，让大家作为教训，引以为戒。会后立即向局里做了检讨。同时在下一期报告上，对那期报告的错误数字进行了订正，道了歉。
984年7月我被任命为副局长，分工自然包括抓统计分析和调查研究工作。全局的统计分析报告不仅要审核修改，还要签发。责任无疑是更大了。
退休两年之后，于999年我把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写的统计分析报告等文章，进行了编辑、整理出37篇，打算刊印出版。
出版的第一个难题，是资金问题。经过向有关单位咨询，各种费用大概需要两、三万元。按当时我的经济状况，自己是拿不出来的；只能够凭借自己的人气关系，想办法求助。思来想去，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