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丰岷回到统计局的时候，有33人，除了在工业科避阱入坑的黄局长，原统计局的人只有区区数位。+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
局长郭裕孜，他的简况我在《赤炽岁月》中做过介绍，那是听人家说的。到了统计局，亲眼目睹了这位局长，感觉他是一个好老头。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不知道革委会为什么会把他安排到统计局当局长——据我观察，他对统计工作毫无兴趣，毫无作为。
他的生活轨迹是几个一，一天到晚一张报纸、一只茶杯、一个球拍、一脸笑容、一身轻松……。给他安排到统计局当一把手，大概十有八九是对他在文革中被揪斗抱屈衔冤的安慰或补偿。当然，时间不长，他就被调到建设银行干他的老本行去了。
我回到统计局的第一印象，就是打乒乓球。乒乓球案子摆在统计局原农业科。这个屋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搞人造肉精，把一个大办公室间壁了，用来做人造肉精的“生产车间”。办公室比较狭窄，球案子两侧边缘距离墙半米不到，打球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撞墙；特别是双打的时候，更是厉害。那道间壁墙齐肩的部位已经松软（间壁墙是中空的，墙壁是木质灰条上抹的一层白灰砂浆），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只要那个办公室有人在打球，一般情况下，哪怕是只有两个人，其中必定有郭局长。
球打累了，坐到局长室，报纸，喝喝茶水；高兴了，摇头击掌、哼哼几声京剧样板戏。唱京戏是郭局长的特长。在人民礼堂机关新年晚会上，郭局长代表统计局登台清唱样板戏，博得了在场机关干部热烈掌声。
至于统计工作，郭局长真的是相信群众、放手依靠群众，疏于过问。好在统计工作比较规范，一年、四个季度、十二个月对下要报表，对内汇报表，对上报报表；方法制度，报告期限都有明确规定。由于统计工作刚刚全面恢复，只要完成上传下达的报表任务，郭局长管不管，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二把手，梁（副）局长，年龄较大，比郭局长还要老一点，背地里，大家常常称呼他老梁头。高个，稍稍有些驼背，颇有桑榆暮景的神态。沈阳部队东陵炮校军官，转业干部。对于统计工作，不是很淡漠，苦于外行，也是不知道抓数字从何下手。他不打乒乓球，也不出他有什么爱好。很少坐在局长室，上班时间，总是在各个科室转来转去；不提出问题，也不解决问题，倒是一脸关心工作、关心群众的笑容。
他有个女儿，号称五朵金花。关于身后的事情，他有一句名言：活着的时候，有钱让她们随便花，吃光、穿光、用光；死后，房子（唯一的资产）交公，免去分遗产的麻烦。
三把手，邴庸（副）局长是三个局长之中较年轻的一个。他是原计委的处长，文革前很少接触，还算是认识。小个，较胖，戴一副近视眼镜。他是当时在统计局领导班子中可以在统计业务工作上有话语权的领导者，事实上，一把手郭局长把全局的业务工作放手交给他了。
综合科长柏健，他是文革后计划革命委员会统计组成立之前单枪匹马挑起统计工作大旗、令鞍山市的重要统计数字得以连续的有功之臣。在新成立的统计局里，他是局里业务工作事实上的当家人。
他和他的爱人964年辽财毕业，一起分配到鞍钢工作。柏健被安排到计划处统计科，文革前我去鞍钢计划处的时候有过接触。毕竟是学友，在感情上还是比较亲近。在什司县插队落户没有回城的前几年，听说他一个人干0多人的工作，既让人觉得佩服，又让人觉得有些夸张。肯定是十分辛苦的了；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能够胜任得了的。
工业科长孙晓路，是计委原工业处的科长，在千山斗批改中和赵翘一样，罹惹女学生从蒋管区投奔解放区不是弃暗投明的“罪名”。文革前，每一个月的月初，她都要在月报刚刚汇总完毕，就来到统计局工业科，迫不及待的抄走月报上的各种数字。
财贸科长杨秀清，文革前是郊区统计科做农业统计的干部。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来到市统计局，还是门当户对。
农业科长李燕翔，这是原统计局的科级干部。他插队落户到盖县芦屯公社自己的老家。被当地结合到公社革委会当上了公社记。当我们问起他当记的感受的时候，回答是两个字：喝酒。
他说，在农村这两三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沾酒的。地方的、部队的，考察的、拉练的、回访的各种客人络绎不绝；来而不往非礼也，走出去，也是必须的；一来一往，吃吃喝喝，顿顿离不开的就是酒。一次外省的某一个公社来了一个记带队的学习团。有人打听到这伙人酒量大、能喝，在他们到过的几个公社，当地的干部统统都让他们给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公社干部大多数同志喝酒都喝伤了，听说来的人能喝，怕人家叫号（挑战、挑衅），都有些胆怯。李科长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他让公社食堂准备高度白酒，摆到桌面上，每人一瓶，同时把从供销社借来的成箱的白酒摆在一旁。开席了，李科长饭桌上的酒杯，故意高声喊道，“管理员！怎么都是这么小的酒杯啊！换了！拿大碗来！每人一个。”
食堂服务人员立即把早已准备好了的大碗摆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客人们见这种阵势，感觉到大事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