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的脑袋瓜子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农村对地主富农的管制有所放松。地主分子外祖父也获得了走出杨木岗串门的自由。
暑假时，外祖父从杨木岗来到我家住了半个多月。外祖父虽然并未显得十分衰老，有些驼背，精神头远远不如从前。左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左眼球的上半部；是土改时让人家打的，已经是无法抹掉的残迹。我问外祖父还疼不疼？外祖父说：“眼皮不疼了。”“那哪疼呀？”外祖父“咳”了一声，没有说。
外祖父的头发长了，很长时间没有理发。妈妈说：“你给你姥爷剪一剪头吧！”我说：“行。”我家有一把父亲伪满时买的英国造的理发推子，小巧玲珑，很少使用。
外祖父坐在地中间一条长板凳上，脖子围上妈妈做饭时带的围裙，脸上毫无表情。我觉得外祖父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态，对脑袋瓜子上的头发能不能剪下来缺乏信心。剪了几下，我发现外祖父的脑袋凸凹不平，后脑枕骨格外突出。我问外祖父：“后脑勺子的两个大包是不是土改时让那些人给打的？”外祖父：“不是，天生就那样。”我暗暗数了一下，一共有八个凸起的鼓包，鼓包周边是深陷的沟条。人体生理解剖课讲，脑袋大的人聪明，外祖父不仅脑袋大，且起伏不平，大脑皮层面积肯定更大。我想，这些鼓包下大脑皮层里大概蕴藏着外祖父“修身齐家”的数不清的智慧。我问：“姥爷，土改前你开油坊、开粉坊，还种那么多地，雇那么多劳金，累不累心？脑袋疼不疼？”“不累，不疼。啥也不干，闲着，才脑袋疼呢。”“我们上政治课，老师说你们地主剥削劳金，劳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是靠劳金给养活，没有劳金你就得饿死。”“劳金上我们家是找活做，不是我逼着他来的，他找不着活，才要挨饿受冻呢。还有些人奸懒馋滑，不务正业，想来当劳金，我也不敢要！”“老师说，劳金干活时，你还要派人拿着鞭子看着，谁偷懒，就狠狠地抽一顿！”“和气生财，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致富的箴言。你待劳金不好，打他，骂他，他们明面上不说啥，背地里使坏，受损失的是谁？傻瓜才跟劳金作对呢。”“老师说，劳金干活吃不饱饭，他们身上的血都让地主资本家吸干了。”“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劳金的血了？劳金的饭食不好，你上我们家怎么总是嚷嚷着要上劳金的饭桌去吃饭？”“我看他们吃的香，准比咱们吃得好。”“干活，吃饭才香呢。”“土改时，劳金打没打你？”“粉匠、油匠都不是当地的，工作队一来，就都吓跑了。劳金们哪有愿意斗争的，怕斗垮了地主，没有地方去干活。哪个劳金不养活四、五口之家。”“不是把地都给他们分了吗？”“杨木岗地多，没有牲口，没有农具，分到手的地也得撂荒。”妈妈冲我大声说了一句：“快给你姥爷剪头！别什么都说。”外祖父的脑袋瓜子实在是不好剪，我自言自语嘟囔：“这脑袋长的，像土豆子似的。”妈妈：“没大没小！说什么呢！”外祖父：“全靠我这个土豆脑袋了，要不然怎么能挣那么大的一份家业？”妈妈：“还不如早点黄铺了呢，免得遭那么多罪！”外祖父：“可惜了！可惜我多半辈子的心血了。”上大学，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联系外祖父家消亡的情景，不免产生了“阶级斗争是解放生产力，还是破坏生产力”的“荒唐疑问”。
外祖父少言寡语，我问他什么事，他还是愿意回答的；我总想从他那里获得点我想知道的信息。有一天区政府院里放映电影《白毛女》，外祖父想看，我们都去了。正片之前映出了抗美援朝纪录片。白毛女看过几遍了，兴趣不大；看了记录片之后，勉强挨到结束，外祖父倒是蛮有兴趣地认真观看到底。回到家，外祖父对妈妈说，“咱们老家那边还真有一个白毛仙姑庙，白毛仙姑经常在夜里回到庙里，白天就不知道隐蔽到那里去了。”我问道：“那不是白毛仙姑的庙吗，怎么白天就不敢呆了呢？”“妖魔鬼怪白天都怕人，只能夜间出来，公鸡一打鸣，就都躲到阴曹地府去了。”“迷信！哪来的妖魔鬼怪！都是糊弄人的。”“对了！你们老傅家，我们老云家，都不信鬼神，做买卖，开作坊，最忌讳迷信，什么神仙、狐仙、黄仙绝不会保佑你的买卖兴隆。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靠的是脑袋。”外祖父说着，抬起手，指着刚刚让我剪过的凸凹不平光头。我故意问道：“靠得住吗？”外祖父：“古人说，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做买卖靠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天经地义。我先说地，杨木岗地多，地肥，北面是大河，南面是大湖，再往南是海参崴，开烧锅、开油坊，做买卖都好，这叫地利。天时就不行了。“九一八”事变把你们家的烧锅整黄了。土改，把我们家的产业弄垮了。你再有能耐，你也抗不过时局！”妈妈不愿意听外祖父讲大道理，说道：“小时侯听说白毛仙姑庙里白天上供的馒头、果品啥的，一宿功夫，第二天大清早就没了。都说是让白毛仙姑吃了。”我说：“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真有一个白毛女？”外祖父：“哪来的白毛仙姑！要饭的，过路的，知道常常有人上供，看见了，随手就拿走了。”
外祖父要到我们家地里去看一看。我领着他在苞米地里转一圈。外祖父：“地里的大草这么高、这么多，也没拔一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