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平辈论交。
邓名历次下江南，对士人并没有刻意拉拢之举，基本就是要求他们潜伏。张煌言本来也没有替邓名招揽的意思。在张尚书看来，求贤若渴的君主和志向高洁的贤士关系就像是夫妇，就像需要由男方来请媒人说亲一样，名士也应该在家等待君主的造访，这对双方的名声也都有益；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有些不合适了，就好比姑娘再怎么喜欢一个后生，也断然不能自己跳出去求婚。
但邓名来了一次、两次、三次，每次都不见动静，顶多是带着一些小地主和富农的子弟回四川，张煌言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担心邓名会因此在缙绅中留下很坏的名声——实际上，江南的缙绅对此也确实是不满的。郑成功去世前，也曾给张煌言写过一封信提及此事，还私下拜托张煌言帮助邓名寻找一些贤能辅佐。
郑成功对邓名的身世守口如瓶，张煌言对此既有怀疑还很不满，但老朋友郑监生的请求张举人还是放在心上的，上次听说川军东征时，张煌言就琢磨着要引见几个缙绅子弟给邓名认识，可惜听说邓名去缅甸勤王了。张煌言无可奈何，最后和任堂一唱一和，把朱之瑜动员去四川了，算是聊胜于无。
这次听说邓名亲自来了，张煌言马上写信给吕留良，让他跟着自己来见邓名——吕留良的兄长们是张煌言的好友，他的侄子还接受过鲁王的官职，本人也在鲁王的军中效力过。所以这是一个私交甚笃，而且政治派系属于鲁王一系的自己人——虽然帮邓名结交缙绅是郑成功生前的嘱托，但这并不妨碍张尚书优先把鲁王系的缙绅介绍过去。
虽然吕留良祖上世代是明朝的官宦人家，但他和侄子起兵响应鲁监国时，已经把祖先的产业尽数变卖，后来兄长也是死于饥寒。吕留良此时身无长物，只靠教书为生，因此接到张煌言的书信后也没有太多牵挂，带着妻儿就赶来镇江。
之所以邓名对拉拢缙绅不热心，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位置。这些缙绅大多在家乡有产业，若是让他们抛家弃业去四川的话，不给他们一官半职就有违这个时代的观念了，在一般人看来也是邓名在侮辱那些投奔他的人。因此邓名只招收小地主和富农的子弟，让这些人去当教书先生不算羞辱，他们也不会心生不满。
听说这位吕晚村虽然是缙绅，但能安心做学问、教书后，邓名当然也非常高兴，而且从张煌言的介绍看，他还是一流的学者，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却是江南的理学大师和著名的书法家。
“最近草民一直在和黄梨洲讨论朱子。”三人坐定后，吕留良告诉邓名，他这两年和黄宗羲常常在一起研究学问。上次钱谦益和黄宗羲还派弟子来过邓名军中，不过邓名没有盛情邀请，而是客气地给了他们一些盘缠打发走了，听说此事后江南的缙绅颇为失望。和张煌言的看法差不多，江南缙绅就好像是怀春的少女，见邓名迟迟不来提亲，就丢出了一块香帕，但邓名却不趁机搭话，这简直就像是公开的拒绝。
因此这次吕留良来时，黄宗羲等人也反应冷淡，认为吕留良十有八九是白跑一趟。在邓名的前世，吕留良后来和黄宗羲绝交，因为吕留良认定满清入关就是亡天下，宁可落发出家也绝不接受康熙皇帝的征召；而黄宗羲坚称康熙乃是天生圣君，痛骂明朝昏庸无道——后来黄宗羲的弟子是清廷的积极合作者，而吕留良的弟子四处奔走要驱逐鞑虏，二人自然分道扬镳。不过现在吕留良和黄宗羲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来邓名军中也有为朋友投石问路的意思。
除了吕留良之外，张煌言还写信给另外一位名士张岱，邀请他来镇江见邓名。张岱一样是鲁王的积极支持者，鲁监国和张煌言逃出海后，张岱也心灰意冷地回乡了。就像郑成功是钱谦益的弟子，所以他入侵长江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钱党的士人，张煌言看到邓名实力膨胀，大有重返江南之势，就希望鲁王的支持者能抢先一步构成邓名的士人、缙绅班底。
不过张岱并没有应张煌言的邀请而来，而是打算先观察一下吕留良的遭遇：若是邓名依旧对江南缙绅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对张煌言推荐的人敷衍了事，那张岱也就可以确定邓名确实如传言所说，唯力是视，把士人视为可有可无，那他也就不来自取其辱了。
听完张煌言的介绍后，邓名对吕留良表现得极为热情，这让张煌言暗中出了一口大气，胸中大石落地；吕留良也是喜出望外，感觉邓名蔑视士人的传言与事实完全不同。而他们两个都不知道，邓名此时心里正在暗暗高兴：一个家道中落的缙绅，还是有名的饱学之士，理学大师，大概一个教授的职务加上一份丰厚的薪水就够了，完全不需要拿出官职来慰劳——谁说便宜没好货？
不过吕留良的表现始终让邓名感到有些古怪，对方显得心事重重，而且一口一个“草民”的，按说缙绅不应该这么自贬身份。
当吕留良又一次用“草民”自称后，邓名按捺不住：“即使是晚村先生没有功名，也不必如此自谦吧？”
这句话邓名觉得没有什么，哪知道吕留良却如遭雷劈，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邓名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转眼一想，就猜测多半是对方以为自己讥讽他没有真才实学，所以居然连个功名都没有：“人各有志，晚村先生视功名如粪土，正是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