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一个勋阳，原本是湖北河南四川几省的交界，境内山脉绵延几达千里，大别山等大山脉就在其境中，还有员几条江河，也是波涛汹涌，十分险恶的地形，在明朝中前期，因为河南等省的饥荒，朝廷坐视饥民自发往南度荒，后来这些移民就多半在勋阳府等地集结，最终形成了几十万人聚集的规模，后来灾民成为乱民，也是明中期前后的祸乱源头，大明朝廷无奈之下，最终设置勋阳巡抚，设马步军数万人，耗费极多粮饷，这才把勋阳表面给按住。
不过后来老回回，张献忠，李自成这些巨寇在起义低潮时，多半就是躲避在勋阳巡抚的治下休养生息，朝廷知山高水恶，亦是无可奈何的接受了。
辽阳虽然是实力超强的军镇，但如果不是情形特殊，想要招募这么多的过百万数目的移民，仍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饶是如此，移民局的事务也是慎之再慎，一般是百万人口的各府最多移民数万人，一个数万人的小县，最多移民千多人就罢了，反正北方各省，饥寒交迫的贫民数字足有数千万人，移民局打算是以几年时间，移民在百万到三百万之间，这个数字应该是不会激怒朝廷和官府的，至于宗族和民间舆论，那也不必太在意。
当时的中国是北道南宗，北方是白莲教等会道门的天下，从明至清，教门发动的各种起义几乎全部是在北方，特别是清季，各种起义，包括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的事件，后来的义和团，都有白莲教等各教门的影子。
只有太平天国是源自南方，算是一个异数。
在南方则是宗族士绅的天下，江南的宗族士绅势力远远大过北方，教门根本没有展布的机会，江南一带文风昌盛，想要传教先得过秀才相公那一关，秀才一句话，便叫你之前的功夫白搭，是以在北方根深蒂固的教门势力，在南方却是根本行之不通，也算是明清之季的民间政治生态特色了。
除了北方移民之外，尚可以从浙江福建沿海补充几十万南方移民，这也是综合权衡考虑的结果，虽然北方移民来自多省，但最好再掺一些南方移民，这样可以使各屯堡的居民再杂一些，居民越杂，越利各司的管制，这也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就算是在关墙之内的各屯堡一样，尽可能的把南四卫的居民打乱了分散了在各屯堡之中，这样管理起来，自然是比管理原本是一个整体的百户村或是一个由血亲形成的民间村落要容易的多了。
从铁岭再往长春，又是三百余里地的路程，惟功等人沿路而行，察看屯堡的外间建筑，四周的配套防御体系，外围的农田水利情形，也会入堡看看居住条件和环境。
各屯堡和辽阳那边的屯堡情形倒是一般相同，没有什么特异的变化，一路看来，很少有能让人挑出毛病的地方，在中军部的督察之下，想贪污舞弊或是偷懒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辽阳的体系之下，俸禄高，地位亦高，小偷小摸的不值得，玩大的又没有机会，各屯堡花一样的银子，用一心的心力，造出来的成品自然也相差不多，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了。
及至五月下旬，又过得近十日，惟功等人，方才抵达长春一带。
因为长春筑城是去年便开始，今年一开春化土就又重新调集大量人力来筑城，到惟功等人抵达的时候，这座关外第一座由汉人建筑起来的雄城已经初现端倪了。
城池方圆二十四里，开六道城门，城高近四丈，在当时来说已经超过了普遍的三丈左右的城池高度，城墙上除了六座大型的城楼之外，还有十几座箭楼，城垛之下更是开了密密麻麻的火枪枪眼和箭孔，城外有相同长度的拦马墙和护城河，也有几十座小型的堡垒，这些堡垒保护拦马墙和护城河，庇护城门，不拔下这些钉子根本不要想进入城门和城墙下方的范围，而想拔掉这些布满射孔和佛郎机的纯粹的军事堡垒，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至于那些密布的鹿角拒马一类的辅助用具，护城河前深深的壕沟，都是为这座城池锦上添花罢了，城上还有摆放在城垛之间，固定炮位的大样佛郎机过百，中样和小样佛郎机也有数百门之多，自上回大战之后，佛郎机和虎蹲炮盏口炮经过实战后已经被野战部队淘汰，这些火炮或是在各屯堡，军堡，或是就被送到长春城这样重要的城池之上，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这些佛郎机都是工部历年所制，质量还算过关，以前光是辽阳一城就有数千门之多，都是编着号码，以防失落和擅用，按大明对军中火器管制之严是不能擅自使用和移动火器的，更不必说擅自制造，只有辽镇和蓟镇才被工部允许少量自造一些，不过在辽阳逆天的实力面前，这些规矩当然是形同具文，根本无人理会了。
站在这一座雄城之下，惟功也是感慨颇多，一时浮想联翩，竟是没有急着顺道入城。
如果是和北京南京这两京相比，长春城就小的多，只是稍高一些，密布的火炮和箭楼在防护上也显的更加牢固一些，舍此之外，在方圆大小上就差的远了。
另外苏州开封等名城，亦是比长春要大不少。
与长春相差不多的是扬州杭州等城，不过论起城防坚固，长春却是首屈一指。
特别是长春城要比普通城墙高上丈许，另外防御设施要多出不少，雄城高大的城墙令人感觉有十足的压迫感，任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之士，